我第一次见到黄裳先生，是在80年代中期的一天。那天姜德明兄到上海，电话告诉我他住在北京饭店几楼几室。赶到那里，黄裳先生已在坐。这是一个单人房间，里面一床一写字桌一椅，还有一把单人沙发。黄裳坐在沙发里，老姜向他介绍我，他笑笑，点了点头。老姜坐在椅子上，我当然只好坐在床边。老姜要与我互换位置，我坚决不从，因这样坐，他们谈话方便。他们谈的都是关于旧书的事，我专心听，听得很有味，很长知识。谈着谈着大约已11点多了，他坐起来要走了。这时我才发现他是个大胖子，肚子尤大，他有点木讷，话不多，不说话的时候总是张着嘴笑，有点像谁见谁喜欢的弥勒佛。老姜留他在饭店用餐，我也从旁相劝，他执意往门外走。我送他到楼梯口，老姜大约送到大门口或送他上了车，才回来，笑笑说：“老先生要走，留不住的。”
我和黄裳先生第二次相见，也是姜德明来上海的时候。那天，我和老姜约好，去淮海中路上海旧书店的长乐路仓库拣书。我等在书店门市部。老姜来了，同来的还有黄裳。长乐路那仓库已经过清理，只有楼上还有旧书。我在一堆不起眼的小本子书里，发现了一本《春的歌集》，书品还很好，扉页上有应修人给旦如的题赠。旦如即谢澹如，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他年轻时也是湖畔诗社成员。因为一时高兴，就向老姜招手，说我找到好书了。接着我把《春的歌集》递给老姜，轻轻说：“有应修人的题赠呢！”老姜接住书翻了翻就还给我了说：“真不简单！真有意思！”我们又各自分头去找书了。到整座库房都找遍后，我们每人抱着一大堆书，由营业员陪着到门市部帐台去结帐。到我结帐时，营业员一本一本计价，到《春的歌集》时，他挑出了这本书，说：“这本书我们要留着，不卖！”我不免一怔，恳求了几句，还是不卖。这在旧书店买书，是常会遇到的事，虽然遗憾，但也没有办法。我们都结好帐，付了款，走到街上，黄裳说：“今天我买到了《十竹斋笺谱》！”这是鲁迅郑振铎合编的《版画丛刊》的第一种，早已是藏家所寻觅的珍品。我和老姜都不禁惊叫起来。“刚才付款时，营业员怎么没有发现？”我问。“他们根本不懂行的。”黄裳说着，得意地笑了。我这才猛然醒悟，发现《春的歌集》时，我太不沉着了。我和老姜的谈话，营业员听得一清二楚。
我和黄裳第三次打交道，是老姜给我来信，里面附了一个小信封，要我转交给黄裳。老姜知道我办公的绍兴路与黄裳居住的陕南新村很近。下班时我就顺路去黄裳家。敲开门，问了句：“黄先生在家吗？”来开门的大约是保姆，刚说：“在呀，请进！”不料里面传来“汪！汪！”两声。我虽是在农村长大的，但最怕的是农村很多的蛇和狗，那两声狗吠，不像是“媚态的猫”似的叭儿的叫声，而很雄壮，可能是警犬或猎犬。我赶快把信往半开的门里一丢，拔腿就逃。逃到楼梯转弯处，向后瞧了瞧，看狗有没有追出来，原来门已关了，狗关在里面。我这才放心地慢慢走下楼去。我忽而想到：黄裳这么一个大胖子，牵着一条不论是什么品种的狗，在马路上笑嘻嘻地走，一定很会引起路人注目的。我不禁笑了。
以后我很长时间没有见到黄裳的机会。1993年我们办起了《书城杂志》。我给他写信，连回信也没有。杂志第一期出来后，我立刻给他寄去，同时又给他写了封信，信中说：您是著名作家，写了那么多书话随笔的文章，刊载在各地的报纸杂志上，又出版了那么多书，您要是不给《书城杂志》写稿，上海读者会怎么想呢？您眼皮底下的杂志怎么就不关心一下呢？不久，他寄给我一篇文章，那就是《记徐绍樵》。是手写稿，我复印了一份发稿，手稿就保存起来。这篇两千余字的文章，实在写得好，没有几笔，就把旧书店的老板、也是作者的书友徐绍樵给勾勒出来了；所写的几件旧书买卖的故事，也实在令人向往。文字精炼，流畅，然富有韵味，读了几遍仍然很有读头，我想这大概就叫“百读不厌”吧？文章絮絮写来，好像演员演戏，但又使你没有一点在演戏的感觉，这大概就叫“炉火纯青”吧？这以后，我们的联系多起来了。他的稿件总是从邮局寄来，稿费总是我送到他府上去，因为不论是他本人或家人去邮局领款，都还不如我去他家方便。当然，第一次去送稿费时，敲开门，就先怯生生地问那位保姆：“里面有狗吗？”保姆咯咯笑了：“那狗早被捉走了。”我这才放心地跨进门去。
1997年，黄裳先生将他历年来写在他所收藏的线装古籍上的题跋整理汇编出来，总名为《来燕榭书跋》，一部分先在《书城杂志》上发表，有一部分发在《读书》等杂志上。他已整理出二十多万字，答应加入我所主编的《书友文丛》出版，我估计后面还可以整理出几十万字来。他的跋文真正与众不同。古人的题跋，如著名的《荛圃藏书题识》、《思适斋书跋》、《藏园群书经眼录》等，都是以记版本、目录、校勘为主要内容的；近人郑振铎的《西蹄题跋》、李一氓的《一氓题跋》，除写入版本、目录、校勘内容外，常常记叙购藏经过，西蹄题跋中常记入遇到好书而正闹穷，只好望书兴叹，后来得到意外机遇而终于又得到此书，真是大喜过望。黄裳的题跋内容大大扩大了。前人一般都是一书一跋，偶尔有两段跋文，而黄裳常常一书三、四跋，五、六跋，乃至七、八跋。他每购得一书回家，就在书前或书后记下购书经过，或记下此书版本之珍贵，或记下初读之感想。过了多少天，他又拿出此书把玩，在版式上，或在内容上，或在印章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于是他又写下一跋。又过几月或几年，他又以此书与别的版本对读，获益非浅，于是便又写下新的跋文。有时周遭环境变化，或个人境遇好坏，他读书得乐或消愁，难免不写下几句感慨。他的前前后后的每条跋文都记有年月日，把这些跋文连在一起，可以发现，他对一本书的眷恋常常十几年几十年不变。从这些跋文的字里行间，我们常常可以读到他爱书如命的深情。例如，《汲古阁书目两种》的跋文是由七条小跋文组成的。其中第三条跋文是：“己酉九月廿三日重阅一过，校误字。明日将去奉贤海滨，因记。”这里的“己酉九月”即1969年9月，“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奉贤海滨，是五七干校。黄裳是早已被揪出的斗批改对象，那里将有怎样的境遇等着他，可以想见。就在这样的前夕，他仍然捧出他心爱的书，“重阅一过”，好像是与老友握别，好像是与知心人互吐衷情，好像是抚摸着亲人的面庞道声珍重，这是何等心情啊！
最近，《黄裳文集》六大卷，已由上海书店出版了。这是他爱书藏书读书写书艰辛一生的结晶。但这也只是人生长索上的一个小结，新著《来燕榭书跋》就并不在内。他还将源源不断地为喜欢他的读者写出一本又一本新著。
黄裳先生不善言词，有点木讷。我到他家里去，我的话说了，他的话也说了，他常常会张着嘴微笑着面对我坐着。我也是不善于无话找话的人。每到这种时候，我就告辞走了，他总是坚持要送到门口。走完他那幢楼的大理石楼梯，走在院子里的绿荫小道上，我常常会有一个念头掠过脑际：像黄裳先生这样一生与书结缘的人，总和社会上的那些潮起潮落的风云人物有些不同，木讷如果是纯朴的同义词，那不但是他的外表，而且也是他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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